《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作者：严安生
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名：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原作名：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
译者：陈言
出版年份：2018
页数：384
定价：40
装帧：平装
ISBN：9787108060686
本书于1991 年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出版时书名为《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出版第二年便获得了大佛次郎奖，该奖首次授予非日本境内的外国学者。1993 年本书又获得日本的“亚洲太平洋奖”。担任评委之一的日本著名学者有马朗人称赞本书，“（它）于近日仍极有参考价值，是我们日本人的反思教材”，该书被日本人视为反思自我的明镜，因此该书日文版不断再版，已经再版5 次。并于2005 年时被译作韩文，由韩国一潮阁出版社出版。这部追问中国人自身历史与自我认知问题的著作，直到2018 年，中文版译作才终于问世。
作者严安生，1956 年8 月保送至北京外交学院，原本分到英文班的他，因为学校临时发布分出一个日文班的公告，命运从此与日本结缘。1979 年后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来到日本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这段学习经历为他能以灵活的多视角看待中日留学史奠定了学养基础。作者自己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在那里，尝试着将各种学术领域或纵或横加以联结，充满激情又敏锐地往返穿梭于过去与现在、知性与感性之间，致力于历史现场具象的发掘与学问空间的开拓这样一种人文的智识氛围使我深受感染，真有一面新的天窗被打开的感觉”。（p.366）1988 年10 月第二度赴日，他攻下博士学位，并完成了这本以其博士论文为蓝本的大著。
本书共分为六章，前四章以事件为主轴，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第一章从中国人首度来到日本留学的历史背景讲起。1898 年11 月，日本东亚同文会出台“纲领”为中国留学生提供舞台，将其作为自己推行“日清同盟”主义的一环，自此孙文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派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开始到达日本留学。第二章以留学生师范科和速成法政科为代表，探讨了他们在日本的不同生活状态，并结合他们后期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为今人重新思考近代留日历史提供启示。第三章总结了留学生在当时遭受的日本种种或明或暗讽喻歧视中国的经历。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日本人固有的“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态度，本章也是最促使诸多日本当代学者进行深思的章节，作者从史料出发，将立场各异、利害有别的各种相关史事加以联络贯通，以求史事的生成推演及内在关联，故能呈现出留日学界、日本社会等多方面复杂多样的面相。第四章记述了日俄战争期间在日留学生随着战争形势的种种心理变迁，及由此引发的“士官留学热”等时代事件。士官归国后对近代中国军队训练、新思想传播等均产生多方面影响。前四章纵向探讨了留学生与时代进行激烈交锋、对诸种事件采取行动的驱动力究竟在何处。第五、六两章则从衣食住行的横切面反复咀嚼中日文化摩擦给留学生造成的心理冲击。第五章总结了留学生到日本后经历的“软硬”两种摩擦，“硬”至奋身东渡为寻“济世穷”之道，“软”至盖被方式等生活琐事的细微之处。第六章聚焦于学校生活，借用与杨昌济、陈天华同来日本的石陶钧的说法，这是一种“畸形的学校生活”，很多嘲讽侮辱中国的现象公然发生在课堂、师生间，作者将这些内容以几个主题贯穿整理，对重新认识留日活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总体而言，全书通过比较不同的案例，追溯反思了清末留日学生的精神历程。
中国人留学日本最早开始于甲午海战之后，1898 年6 月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被誉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20 世纪的留日学生，是当时中国思想界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它的产生与19 世纪晚期东亚国际格局的变换及两场战争有着密切联系。甲午海战、日俄战争，日本跃居亚洲首屈一指的地位。同时，受到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影响，日本对自己在华利益深感危机重重，因此东亚同文会应势成立，以“保全支那”作为纲领，展开一系列拉拢中国的措施。其中，积极吸收中国留学生便是措施之一，旨在培养中国的亲日势力，积极推进中国学生留日事宜。从1902 年起，上至清政府，下至民间，东渡日本留学、游学或考察一时成为潮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指出，“在20 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活动，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超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393 页）
目前有关清末以来的日本留学，前期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 年），记述了从1896 年至1937 年留日运动的种种历史背景、就读学校的种类和课程设置、留日学生参与的政治活动及兴办的组织，以及他们回国后对中国各领域产生的影响与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学院出版社，1975年），是晚清留日学生研究领域的通史性著作，内容丰富详实，情节详细，资料引证充实；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27 年）；董守义的《清代留学运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搞》（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年），和他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对留日现象的发生背景、过程、问题点和成果，以及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政治和军事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考察。
基于前期的研究成果，结合扎实的资料考证，本书另辟蹊径，在有关史实方面的叙述尽量简化，将“正史未予以充分关注的、围绕日本留学充斥于当时的社会与当事者们心中的精神的、文化的紧张，和有血有肉的人之上”，重新考察整理“与史实记述有别的各种纪录类文字”（p.367）。除了充分重视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留日精英外，关照对象扩展至普通留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并将研究重点落脚于考察该群体精神层面的体验。作者运用了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三点测量法，如在书中第五章《到达日本的前后·软硬两种摩擦》中“浮槎海上”一节中，将秋瑾获得女子留学机会后兴奋吟诵的诗歌“洋洋信大观”，与森鸥外《航西日记》中记录的诗歌对比，从而把森鸥外作为参考值，以小见大。作者通过对比发现，森鸥外对海洋东西地理位置的认知远比秋瑾清晰、熟悉，而且对未来享受大西洋彼岸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充满憧憬和余裕。作者从秋瑾的诗歌内容中看到了当时日本比中国更早一步被大洋时代催醒的背景，同时中国留日群体“以“万里东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的仓促之身前往日本”，缺少纯粹欣赏风景、憧憬悠闲异域风情的余裕心境。这种写作方法在本书中多处运用。
作者在本书中将近代留日学生面对的积极、消极两种力量交织的局面总结成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一方面，面对西方的外来侵略，日本成为亚洲地区成长最迅速的国家，而原本作为亚洲中心的中国却江河日下，溃不成军，这种落差使中国留学生产生了迫切改变本民族命运、向日本取经的积极心理。此外，面临中日战争多次发生、日本不断蚕食中国国土的局势，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却不断遭受后起之秀的威胁，这使留学日本的活动蒙上阴霾，对留日学生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将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相结合，重新看待留日前辈们留下的生活记录、文字图表，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些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复杂多岐的面相。更能理解他们在留日过程中既有接触新事物的欣喜、新鲜，又有遭受日本人歧视的耻辱感；他们在日生活经历的诸多际遇中，很多方面体现了一种矛盾的心路与情绪，这都可以从这种横纵交织的磁场作用中获得解释。
作者年过四十，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第一批公派留学日本的机会，正是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使作者开始真正理解近代鲁迅、郭沫若等留日前辈百味杂陈的心理体验。因此，他决定使用体会最深切的“灵台无计逃神矢”作为本书的题目。这句话的背后体现出留学生独自置身于陌生环境，在欲逃无能的刺激下苦闷激动的心境。这种苦闷既包含了对自己祖国与他国存在巨大差距的苦闷，又包含了对两国间存在的诸多不理解与沟通不畅等现象的苦闷。这种心境也是作者自身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同样产生的心境。笔者有幸参加了该书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作者在介绍成书思路时，多次提到本书中还涉及到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给出解答，这些问题对理解当今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留日史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开展，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投身于此。严老师耄耋之年，仍心系中日长久友好，正如该书中文版译后记中所总结的那样，“严安生其人——另一部中国留日学生精神史”。
（杨 慧）
